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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大学XXXX学院职务，职称、学位）
[摘要] “博士春节返乡记”的争鸣是参加者在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围绕“乡村”而展开的一场争鸣。这场以“乡愁”为总旋律的争鸣展现了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撕裂现状，这种撕裂体现在城与乡之间在自然空间上分立、禀赋差距扩大、资源争夺、文化价值冲突等方面。解决乡村问题必须从城乡关系中寻找出路，城乡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融合的立足点在于建设美丽乡村，要重视国家意志的政策选择作用，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突破口。
[关键词] “博士春节返乡记”；城市化；城乡关系；撕裂；融合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DOI:10.13977/J.cnki.lnxk
2015年的春节期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篇《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1]的网上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诸多群体，特别是学界，围绕此进行了热烈的争论。继而，2016年春节前后，又有广东金融学院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2]等几篇围绕春节返乡见闻的文章在网络上疯传。①这些文章着墨较多的在于乡村的凋敝与困境，时而流露出作者对“田园牧歌”式乡村的眷恋与理想。从2015年春节到2016年春节，“乡愁”在继续发酵，争鸣在进一步深入，此争鸣深深敲打着我内心深处的灵魂：“博士春节返乡记”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改如何认识这场喧嚣的争鸣？又该如何走出那深深的“乡愁”。
一、研究取材
2015年春节前后，围绕着王磊光博士的《博士春节返乡记》的网络争鸣可谓热闹非凡，据初步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多篇网络文章，其中最为典型、学理性较高的包括：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去留两昆仑的《农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勿把美好的回忆嫁接在现在的农村》[3]、蒋好书的《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4]等；2016年春节前后，至少又有近10篇围绕此问题的文章在网上疯传，最典型的莫过于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②总体看来，相关争鸣文章具有以下特点：
1.以网络文章为主。上述文章多数见诸于网上，网站性质也各不相同，大体上可将刊载文章的网站分为三类：一是政府官方门户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在其上面的文章数量不多；二是学术性网站，如中国社会学网、学术中国等，此类网站所载的文章占据主导；三是非政府所属的新闻时事性的社会性网站，如财经网、识局网。每一网站对读者对象都有着自身定位，不同网站所占有的读者范围和圈子是不同。文章来源网站的多样化，说明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无论是学术圈子，还是社会普罗，均对此文及此文背后所及问题给予了浓厚兴趣，这也正是这场争鸣得以喧嚣的原因之一。
2.文章作者的“匿名性”。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在颠覆着传统的信息传播理念和渠道，改变着信息和知识的存在形式和传播途径的同时，也带来了知识传播的匿名化特征。争鸣中的不少文章作者以“网名”来署名的。在现代网络社会，发表言论的匿名化，实则是现实社会真实的生态和存在方式，社会个体最为直接、最为真实的想法，或许也正是在此匿名化语境下得以表达。当然，这种最直接、最真实的表达，有时候难免带有一定程度的偏激、冲动色彩，这种真实的现实场景正是我们研究社会所要面对的，也是所需要的“原生态”的场景。
3.作者文化程度的高层次性。本场争鸣源于一个“博士”的一篇春节回乡记，其“博士”这一特殊身份，无疑是导致这场争鸣发酵、吸引社会眼球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本人所搜集到的争鸣文章而言，从争鸣者署名或文中信息中，可以确定至少有9篇文章出自博士（含博士后）之手，甚至博士生导师刘连泰教授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争鸣当中。就是对于无法辨别作者身份的文章而言，从其文章内容看，相当多作者的文化程度应该属于传统上所谓的“知识分子”范围，并且，不少作者是高校教师。这部分特殊群体及其观点，在社会诸多场合中代表着知识、理性、科学与权威，他们用知识和理性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对自己所见所闻进行检视，为此次讨论和争鸣的深入性和科学性奠定一定基础。
4.文章描述内容和手法的生活性，甚至“随意性”。诸多文章都是“手记”形式而展现网上，既然是“手记”，意味着文章多数取材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其描述手法和语言也是一种生活性的描述，甚至具有某些随意性，与传统学术论文所展示的“严谨”、“规范”的要求之间，可能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争鸣文章多数在网上刊载，有些网站也非学术性网站，更增添了文章内容的非严谨性和作者表述手法的随意性特征。但这正是现代网络社会中民众思维和表达的常态，当然，我们对此种素材的获取、解读及利用，应该保持相当的警惕性，力争保障所取资料和素材来源及素材本身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二、争鸣中的乡村
“博士春节回乡手记”争鸣系列文章的关键问题在于争鸣者眼中乡村图景的差别，也在于争鸣者对未来乡村理想的不同希冀。
1.现实的乡村。争鸣者是各自持着一幅各自脑海中的现实乡村画卷参与争鸣的，并将自己的观点与价值判断奠基于这幅脑海中的现实乡村画卷之上。从争鸣者对乡村现实所持的态度及价值取向来看，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类可谓“消极忧虑派”：认为农村变得日益颓废，对农村未来发展充满担忧。最为典型的就是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和“去留两昆仑”的《农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勿把美好的回忆嫁接在现在的农村》，甚至后者将农村的“丑陋”现象发挥至极端，给人以偏激之感；第二类可谓“积极理想派”：认为不应该对农村当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给予过多否定性的评价，更不应该失望，关键在于主体自身要调试自己，要积极投入到农村发展当中，对农村未来发展充满着理想与憧憬，如“五月花”的《“博士春节返乡手记”哪里错了》、蒋书好的《如果真爱家乡，知识不会无力》等文章，甚至刘连泰教授的《文科博士请搁下乡村教化的神圣使命》一文，直接将博士的乡愁与乡忧根源指向作者本身；第三类可谓“问题意识派”：对农村的变化现象没有进行过多的价值评价，而主要是对农村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列举与分析，如常培杰的《双重视阈下的农村生活》、朱羿的《年味儿变淡的忧虑与无奈》、段修建的《一个故乡，两种乡愁》等文章。他们并非像“积极理想派”那样憧憬乡村的未来，也非如“消极忧虑派”那样消极沉沦，而重在展示问题，当然，他们在列举这些农问题的本身，亦可认为是对此种现象的担忧。
2.理想的乡村。争鸣者所争鸣的另外一个焦点在于对乡村理想状态或应然状态的不同理解。每个争鸣者都是怀揣着自己的乡村理想图景进行讨论的，并以此憧憬图景来评判乡村现实和设计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尽管有些争鸣者心中的乡村理想蓝图比较模糊。争鸣者对未来理乡村状态的理想图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可称之为“怀古”派，他们对曾经的乡村、记忆中的乡村给予了足够的爱怜与怀念，曾经的那个乡村在他们的记忆深处是美好的，也正因曾经美好乡村的消失，导致他们在情感和心理上产生了不适和无助，甚至想逃避现实。在王磊光、邓峰、朱羿、李玉等人的文章中，此种情感是相当明晰的。或许他们的乡村理想追求具有一种陶渊明式田园诗乡村的情结，但值得注意的是“怀古派”所留恋更多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乡情”——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互助。第二类可谓“否定”派，否定怀古派所持的乡村理想。如“去留两昆仑”、“五月花”、“古鱼”等人的作品中，认为当前的乡村现实是既定的事实状态，“怀古”与“留恋”失去的曾经乡村都是不可取的，甚至认为“怀古派”所留恋的那种美好乡村根本就是荡然无存的，如《农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勿把美好的回忆嫁接在现在的农村》一文，彻底扫除了怀古派情感存在的基础。更多的此派学者认为应该尊重和适应现实，认为传统社会乡村的“从一而终的稳定生活更可怕”，眼前当下的乡村现实本身就是乡村发展一个阶段的结果。他们认为传统社会的乡村并非人类社会的理想，人们也没有必要对传统的乡村寄予过多的留恋情怀。
三、为何而争鸣
每个争鸣者都用自己脑海中的乡村印象和乡村理想来框定和评价乡村，每个争鸣者都用各自既有的观念与情感去切割与解剖乡村，其争鸣可谓热闹非凡、缤彩纷呈。争鸣者所持的对乡村的判断、态度、情感的差异是由主观和客观多方面原因形成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观察“乡村”路径的差异。每个争鸣者都属于乡村的“感知者”，尽管他们有的目前生活已脱离乡村多年，但在他们成长阅历中，他们一定不是乡村的“绝缘者”，他们对乡村现实的把握与理解主要通过以下途径：一是来源于对生活过，或正在生活的乡村现实的观察。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乡村生活的经历，甚至目前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他们依然把乡村作为“家”，每逢春节依然是“回家”，人居在城市却依然是用“家乡的方言来思维的”。当他们以“回乡”的角色再进入乡村时，俨然是乡村的旁观者和观察者，该角色使其心灵与内心产生了诸多震动与复杂情感；二是来源于儿时所生活乡村的记忆。他们可能已经很多年没有在农村生活了，早年儿时记忆加上当前偶尔的乡村观察与体验，构成了他们乡村整体印象的基础，他们对乡村的理解具有“历史记忆”色彩；三是来源于对乡村进行有目的学术研究而进行的社会调查。此群体主要是目前在读的大学生（主要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他们或出于学术研究需要，或出于研究兴趣使然，促使他们对乡村进行“身临其境”的感知与体验。他们有些可谓是乡村的“外来者”，但并非是乡村的“无知者”，他们对乡村的把握可能是短暂的，间断性的，但他们对乡村的理解无疑也是最具有“目的性”和“自觉性”的。争鸣者理解乡村的路径不同，致使他们对乡村理解的侧重点、他们所截取乡村的片段、他们对乡村理解的深度均有不同，这些理解的差异，有的来源于人的认识主观性的必然，有的来源于主体在既有价值观或知识背景下对乡村有目的的剪裁。尽管争鸣者在观察乡村的过程中都是以一种观察者角色而介入的，并且在尽最大程度保持这种观察者所应该有的的理性与客观，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因观察深度、路径、方法的不同所带来的观察结果的差异。
2.乡村现实存在的差异。既存的乡村现实状态是争鸣的客体，争鸣者所言述的“乡村”对于每个争鸣者自己而言，乡村都是客观的、真实的，都是活生生的。然而，每个争鸣者所言述的那个真实乡村彼此却是不同的，导致大家都是在围绕“乡村”而争鸣，甚至各自所言的“此乡村”和“彼乡村”也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各自所言的“此乡村”终究非“彼乡村”，这种乡村现实状态的客观差异，对在我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大、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而言，争鸣者所言的“此乡村”与“彼乡村”的差别往往是巨大而明晰的。这种乡村现实的差异，决定了争鸣者所感知的那幅乡村画卷本身是不同的，乡村在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习俗文化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如争鸣者中王光磊、费祎等人所言的乡村可能属于那种地理条件较为落后的丘陵或山区的乡村，甚至地处西北内陆，而蒋书好、朱羿、段修建等争鸣者所言的乡村应该属于那种自然地理条件和区位较好的乡村，或处于江浙一带。当观察者所观察的乡村画卷本身不同时，其感受和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当然，尽管争鸣者所言的乡村是不同的，但并没有消除他们对话与争鸣的基础，在社会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个案或样本选取永远都是具体的、个案性的，而研究所要解释或揭示的问题，却具有一般性的、普遍性的。
3.乡村记忆的差异。争鸣者的乡村记忆是争鸣者个人经历或人生阅历的一部分，争鸣者的个人人生经历是形成争鸣者所持价值和知识的“前见”基础，而这种“前见”必然影响、规制着争鸣者的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争鸣者多数是在乡村中成长起来的，“曾经”的乡村记忆给他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他们的乡村情怀，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儿时”或“曾经”的乡村经历。每个争鸣者个人人生经历是各不相同的，争鸣者的“乡村记忆”是其对乡村现实理解和价值判断的重要基础，既有的乡村记忆成为对乡村现实判断的参照物，当争鸣者脑海中的乡村记忆不同时，自然影响到争鸣者对乡村现实的差别性判断。同时，乡村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争鸣者的乡村理想，争鸣者“乡村理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争鸣者所占有的既有知识和经验，而乡村记忆正是此知识和经验的重要来源，在不同的乡村记忆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乡村理想，成为争鸣者对乡村现实的“规范要求”，以此来评价乡村现实，自然对乡村现实有着不同的解读与理解。
4.争鸣者的知识结构。本次争鸣者中的多数可谓社会中的“高层知识分子”，争鸣者的知识背景和知识结构是争鸣者判断乡村现实最为基础和原始的参照系，甚至争鸣者正是用此知识去度量、去切割、去解剖乡村现实的，这种“前知识”的存在，自然会对争鸣者当下的现实判断产生“嵌制”性影响；特别是不同学科知识，对同一社会现象解读的路径、重点与结果都可能是不一致的，甚至在同一学科内部，不同的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研究路径与视角的差异，而这些差异，直接决定了研究者的结论与判断。在本场争鸣中，虽无法全部获知争鸣者的知识结构背景，但从已获知的情况来看，社会学领域学者据多数，当然，他们从事领域可能不同。如蒋好书博士是从事社会组织的研究的，他所关注问题在于如何组织乡村社会力量而开展社会救助，进而促进社会发展。法学专业背景的刘连泰教授的加入，增添了本次争鸣的多学科解剖视角的可能，一个法学者的视角与社会学者的视角，自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甚至是面对同一“乡村”，不同主体得出的观感和判断也是不一致的，如王光磊在2015年春节期间所写的《近年情更怯：春节回家看什么》一文，充满着忧虑与失望；但就是面对同一村庄，新华每日电讯的记者李昊阳在2016年春节期间专门围绕此返乡话题，所作的《一年后探访“返乡博士”的家乡》一文，却充满着希望与发展动力，当然，也正视所存在的困难。
5.争鸣者的现实处境。此处所言的争鸣者的现实处境主要指争鸣者当下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有争鸣者面对乡村“世俗”与“凋敝”，感觉到知识的无力，产生心理上的“不适”，这种认识与情感，一方面的确来源于乡村及乡村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引起的“不适”；另一重要方面，是争鸣者自身变化及其现实处境，导致他对曾经的乡村“不适”。产生“不适”、“失落”的争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正处于人生之中的“爬坡”时期，在一个竞争剧烈的时代，对于刚步入城市的“小青椒”一族，现实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压力与不如意，不仅会影响其对城市态度，也会影响其对乡村的情感与态度。当王磊光在感叹失落与无力的时候，刘连泰教授则对“忧伤”派的情感不以为然，认为是忧伤者将自己扮演成“教父”身份且力图“教化”乡村而结果无效后，导致产生的情感落差。其实，“忧伤派”的现实处境可能是刘连泰教授所未曾体验的，刘教授拥有的威望和声誉也是“忧伤派”所正希冀的，刘教授也可能春节回乡，但围绕他的可能更多的是溢美之词，他所感受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乡村的“积极面”；并且，刘教授当年上大学的那种天之骄子的荣耀与待遇，对于刚入城市的“小青椒”而言，也是无法感知的。现实的处境影响着每个争鸣者对乡村的判断与情感。
四、争鸣背后的城乡撕裂
在喧嚣争鸣的背后，我们该如何解读这场争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和认识那个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乡村。虽然争鸣的主题是“乡村”，但必须从“城”与“乡”两个部分及其联系才能全面、深入的理解乡村及围绕其产生的争论。因为城市和乡村是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城乡关系中的“关系”主要含义都是将城市和农村视为通过人口、商品等要素流动而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两个共生系统，城乡关系指城乡之间要素流动和功能親合的状态。[5]城乡关系来源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6]是广泛存在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普遍联系与互动关系，是一定社会条件下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等诸多因素在城市和乡村两者关系的集中反映。[7]城乡关系包含相当广泛的内容,如城乡发展关系(产业发展关系、经济发展关系)、城乡经济关系、城乡文化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城乡生存关系、城乡运行关系等。特别是在当今社会，大部分发达国家都保持着较高的城镇人口比例，而发展中国家也经历着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城乡关系因双方相互依赖而变得更加复杂。[8]解读与理解乡村的路径千差万别，但争鸣者所持的态度与情感，都可以不同程度的从城乡关系中寻找到答案，城乡关系始终是解读乡村的一条主线，因为，“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9]179围绕“博士春节回乡记”的争鸣，实则是城与乡现实冲突与矛盾的展现，争鸣中的“乡愁”与“无助”，很大程度来源于“城”与“乡”的撕裂。
1.城乡空间分立与禀赋差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城市是在乡村内部分化而产生的，伴随着社会分工而出现的，“文明时代的特征之一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9]176-177城与乡首先在地理空间上发生分立，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俨然明晰的城乡分界与区分似乎已经荡然不存，但在整体上来看，城与乡之间不仅存在地理区域上的分立，而且各自拥有的禀赋差别明显。当然，现实中也存在着某些农村已俨然经城市化了，但这种局部的、个别现象，无法代替对中国城乡面貌的全面描述。这里所言的城市禀赋与乡村禀赋，主要指城市和乡村拥有着相异的地理区位、自然条件（主要是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历史渊源和功能定位、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城与乡的禀赋差别在现实中一直是存在着的，深嵌在人们脑海中，而且，因中国地区的广袤与地区发展不平衡，给城乡禀赋及差异性增添了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传统的记忆里，城市禀赋印象在于其川流不息的人群，商业大厦的繁华，在于其便捷交通与高质服务，再加上灯红酒绿点缀的潇洒；乡村禀赋印象在很多人脑海中，乡村禀赋在于其地理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再加上农民辛苦劳作的身影。城乡空间分立和禀赋差异是客观现实存在的。即使在马克思预言的人类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城乡差别消失，是指城与乡在社会地位和社会制度的平等对待，以及劳动的同质化，并非指城乡区域的完全融合，也非城市与乡村禀赋的毫无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与乡村在地理空间上的存在方式存在着多样化的布局，城市与乡村各自的自身禀赋也发生着急剧变化，遗憾的是，争鸣者所展示的乡村实景中，城与乡尽管各自都有所发展和改变，但二者间的禀赋差距在扩大。城市与乡村的禀赋现实是客观存在的，二者差异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各自有着自身的产生与发展规律，虽然我们无法用简单标准来判断孰优孰劣，不能用城市禀赋标准来评判乡村现实，也不能用城市标准来框定乡村发展目标，反之亦然。但在争鸣中所蔓延的“乡愁”情绪，无疑体现了人们对乡村禀赋落后之担忧，甚至失望，更让他们担忧的是城与乡的禀赋鸿沟在扩大。而这种差距，一方面来源于自然地理条件使然，一方面来源于人类对发展路径与方式的选择结果。前者不可改变，后者则是一个人为因素，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体现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与路径的选择，是有意识的选择结果。
2.城乡经济依赖与资源争夺。在争鸣中，诸多争鸣者都论及当前农村经济的凋敝，多看到的是乡村资源的流失，甚至体会到城市对乡村的经济“掠夺”，如孙旭和刘忠良的论述。在中外城乡关系发展史上，刘易斯的城乡二元经济论[10]实则是对城市对乡村资源掠夺最为经典、最为系统论述。现代化是当前各个国家建设目标与努力方向，就经典西方国家现代化历程和经验而言，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标志则是城市化，尽管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中尽量避免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的出现的城市对乡村资源汲取、甚至掠夺的弊端，但该问题依然在现实中呈现，该问题的解决路径决定了我们整个国家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路径与方向。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以空前速度推进，伴随城市化进程，生产要素逐渐向城市聚集，一方面，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天性决定了在规模经济效应的驱使下，生产发展所需的资本、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自然而然的迅速向城市聚集；另外一方面，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工作重心一直偏向城市，③国家政策制度设计和国家资源配置是偏向城市的，尽管这种偏向近年来有所改变，但其所形成的历史包袱并非一朝一夕能割除，更何况任何一种制度一旦实施，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制度惯性，后续制度对前制度产生“路径依赖”。
城乡间流动的资源主要包括资金、物质和人力，这些资源向城市的聚集来源于两种力量：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城市因生产要素聚集能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决定了资本向城市聚集的必然，进而吸引人力向城市的聚集，因而，城市成为资本、人力的追逐地；同时，乡村因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制约，以及生产、生活水平程度限制，使生活在乡村的居民总有一种“跳农门”的渴望。城市化的过程，也是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转移的过程，在资本天性与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农民走出农村寻求致富行为成为农民理性的选择，空前“农民工”洪流由此而成，在繁荣城市、致富自己的同时，却使乡村的人力资源面临被“掏空”的危险，于是，很多争鸣者看到的是农村人力资源日益走向枯竭，看到的是“空心村”的凋敝。于是，很多争鸣者感觉城与乡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乡村而“愁”，为乡村而“忧”。
3.城乡文化侵染与价值冲突。诸多争鸣者都感知到城乡之间在文化上的强烈碰撞与冲突，甚至自身深陷其中而产生内心“不适”之感，城与乡之间，不仅存在物质差距，更有文化鸿沟，甚至文化的鸿沟与冲突带来的精神痛苦更焦灼。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差异是由城乡文化本身属性及其特点决定的，我们无法对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进行孰好孰劣的价值判断。因为，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都是与其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是该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中形成，而又被历史传承的结果，也是社会现实生活的浓缩与缩影。但这并不能消除不同的人针对同一种文化现象完全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如王磊光认为绿皮火车上的无边界的文化，是一种乐观心态，是一种粗犷的生活方式，而孙旭阳在《故乡的病在哪里》中却认为这是权利无边界的体现，是导致人与人冲突发生的原因所在。在城市化过程中，在一个流动性的社会，城市与乡村之间，流动的不仅是物质与人，还有文化，当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相遇的时候，冲突、碰撞自然而然就会发生，而且，这种碰撞与冲突更为深层。在文化冲突的背后，实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在每一个观察者眼中，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伦理标准，对城市文化或乡村文化进行价值评判，正是这种主观性、个体性、具体性的对文化及其冲突的判断，带来了彼此的争鸣，而在争鸣的背后，体现的是各自文化本身所蕴藏的价值冲突。
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冲突的同时，二者又无时不在侵染和改变着对方。当争鸣者体味、目睹乡村文化的破败与衰落、传统习俗崩解的时候，实则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正以一种或明显、或潜在的方式浸入乡村，甚至显得不可抵挡，颇有席卷一切之势，城市文化在冲突与碰撞中侵染着乡村文化，并进而开始影响、改变着乡村居民的生活、生产和思维方式，其结果是在所谓的乡村文化破败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变了味”的乡村文化，但这“变了味”的文化，既不是城市文化，也不是之前那个“记忆中”的乡村文化；我们也依稀看到乡村文化在面临城市文化侵染的时候，乡村文化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抵御与自我保护，但被侵染、被改变是必然的结果，只是改变的程度多与少的差异。同时，城市文化在潜入或席卷乡村文化的同时，他们自身也正在被乡村文化所“反蚀”和侵染，自身也在被乡村文化所撕裂和改变，城市文化融入乡村后已经俨然不是曾经的那个城市文化了，城市文化必须获得其新的内容和存在形式，才得以在乡村扎根发芽。城市文化在侵染改变乡村文化的同时，乡村文化也在侵染改变着外来的城市文化，当今乡村文化现实实则是二者相互侵染形成的结果。同时，伴随着“民工流”涌入城市，他们把源自家乡与自身的乡村文化带入到城市，城市文化的原有生态也被乡村文化所打破，城市里的城市文化也在发生改变；当然，乡村文化在注入、改变城市文化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着改变，在城市中获得了其新的内容、价值与存在方式。
4.城乡制度藩篱与社会排斥。城乡差别不仅是自然禀赋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更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城乡分割的城乡二元化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形成于历史上某个时期特殊国情和特殊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具体体现为一系列城乡分割的二元非均等的利益分配与资源配置制度，而这种利益分配和资源配置的差别化制度安排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户籍制度。其实，户籍制度仅仅是这种差别化对待得以存在的一个环节和载体，如果不改变城乡不平等的利益与资源配置倾向，即使没有户籍制度，可能依然会出现新的不平等对待的制度载体。当前，我们正在实施城乡统筹战略，但似乎撕开城与乡之间非均等性的制度藩篱非常困难。因为城乡分割制度一旦形成，并结成一个制度网，而且深深嵌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当中，对其改革与破除无法一蹴而就；而且，在这个二元化制度格局下，既得利益者将会尽力阻碍外来力量破坏这写给他们提供保护的制度藩篱，甚至在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情况下，各主体可能在最大化自身利益的目的下而力图促成新的不平等制度。城乡关系的调整，从根本上来说是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利益主体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似乎是他们“相对理性”行为的选择，甚至对于既得利益享有者而言，他们的“特殊”利益正是来源于既有的分割性不平等制度，他们反对、阻碍“切割”他们利益的制度形成；同时，现实利益受损者，他们也可能希冀谋求一种新的不平等的制度来满足和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其结果往往是本应以谋求平等制度为目标，结果却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制度，于是，改革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旧的不平等制度貌似割除，但却诞生了新的不平等制度，或其实施的结果依然是不平等。
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藩篱，人为的构筑了两个世界，尽管这两个世界间的藩篱在现代流动性的冲击下，已逐渐被撕裂而变得破损，但因分割造成的两个世界的断裂与彼此间的社会排斥却是短时期无法消除的。有争鸣者中将城市作为一个临时“住点”，依然留恋故乡的“家”，“住点”与“家”在他们的脑海中有着清晰的轮廓区分和不同情感寄托，他们依然用“方言”来认识城市世界和思考现代问题。乡村人的“人”是入城了，甚至在城里有了自己相对稳定的职业，住起了“洋房”，但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对那些“打工族”而言，能够在心灵上真正的融入到城市生活呢？甚至那些在城市谋有一份体制内工作的“青椒”而言，他们似乎依然徘徊在城市边缘，他们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排斥着他们，也可能这种感觉仅仅是心理上的，甚至是错觉，但依然令他们感觉到不适，感觉到城市的陌生。争鸣中可以看出，更令这些城市边缘人心理疼痛的是他们也被那个他曾经再熟悉不过的乡村及乡村文化所排斥，春节回乡感到的是“不适”与“迷茫”，产生的是“乡愁”，甚至对乡村“丑陋面”的憎恶。当然，争鸣者的“不适”、“陌生”与“迷茫”部分来源于争鸣者自身在经历城市洗礼之后，其思维与价值观念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导致争鸣者自身对乡村的一种排斥。不论是哪种情况，其结果却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双重“排斥”下，城里的“乡村人”获得了“漂族”这一身份符号，游离在城与乡之间，而这种“游离”状态，实则诱发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等诸多困境。
五、城乡融合与美丽乡村
纵观这场轰轰烈烈的争鸣，其将城与乡这对永恒的矛盾置于一个特殊时间点——春节，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回乡记的形式而展开。面对着乡愁与乡怨，我们该如何消除城乡间撕裂而走向城乡融合？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可谓汗牛充栋，这里仅仅围绕争鸣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未来乡村图景的定位是美丽乡村。争鸣者都是怀揣着各自乡村理想图景而参与争鸣的，大多数争鸣者的乡村理想可以用“美丽乡村”来表达，尽管他们对“美丽”轮廓的勾勒可能存在差异。对未来乡村的定位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城镇化的进程与路径，决定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全貌。的确，未来乡村愿景应该是“美丽乡村”，美丽乡村的本质是“乡村”，而非“城市”，不论在任何阶段和任何情况下，乡村都应该有其存在的空间及价值，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土广袤的国家，乡村的存在可能是永恒的。当然，我们希冀未来的乡村是“美丽”的，尽管对美丽乡村理想图景的规划与设想千差万别，并且现实中美丽乡村建设的实践探索也缤彩纷呈，但美丽乡村一定是物质、精神、生态、文化和社会的高度发展状态。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目标：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整体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美丽乡村不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的乡村，美丽乡村是现代乡村，而非要重归自然经济下的小国寡民时代的乡村。现代社会自然会将乡村打上现代性烙印，美丽乡村应该是开放乡村，而非封闭乡村；是流动性充满活力的乡村，而非静止无生机乡村；在乡村内部，在传统生活共同体或家族共同体解体的同时，重建一种新型基层共同体。[11]总而言之，是物质、精神、文化、生态和社会各个方面美好状态的乡村。
2.在城乡关系中把握乡村。这场争鸣的直接对象是乡村，但背后的实质在于城乡关系，只有将争论置于城乡关系当中，才能更好的对所争论的问题进行理解与认识。如果我们将乡村问题孤立，将之与城市割裂开来，根本无法洞察乡村的全貌。城市与乡村之间彼此影响、彼此侵染，并在潜移默化的、或剧烈或轻柔的改变着对方，乡村因子被裹挟进繁华的城市，使曾经的城市获得了新的面貌；城市因子也在席卷乡村，在乡村上空游荡，打破了乡村曾经的那份宁静，使曾经熟悉的乡村变得陌生起来。这其中有冲突、碰撞与撕裂，但也是一个融合、互惠与双赢的过程，在开放性、流动性的背景下，城市没有消失，乡村也没有终结，他们彼此获得新的面貌而已。
既然城与乡紧密相连，建设美丽乡村，虽然建设的是乡村，但路径却必须是将城与乡统筹起来。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开始进入城乡统筹时代。[12]城乡统筹是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内容之一，城乡统筹至少要在四个方面实现统筹：一是统筹城乡规划建设，二是统筹城乡产业发展，三是统筹城乡管理制度，四是统筹城乡收入分配。城乡统筹，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包括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和领域的统筹。只有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乡村与城市的资源（包含人力）不仅是流动，而且才会得以合理的配置，才会发挥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用，才会实现城乡互惠共赢局面。
3.充分重视国家意志的政策选择与诱导。我国城乡分割与对立的现状，不仅有自然条件和禀赋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制度的使然，而且，后者更为重要。解决乡村问题路径在于城乡统筹，而实施城乡统筹的关键在于有效的制度变革与制度供给，制度变革主要包括行政体制、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三大制度的变革，制度变革的关键在于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的落到实处，在当前，打破不平等的既得利益格局则是制度变革的重点，要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和宏观视野来认识乡村的建设与发展。这一过程，是实施国家意志的过程。特别是对于解决城乡对立和矛盾而言，国家意志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是因为在当前城乡关系中形成了既有利益占有格局，而要对利益进行调整或重新分配，其中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必须有国家意志明确而强有力的支持；另外，也只有国家通过政策工具才能实施有倾斜性的“公平”制度供给，才能落实促进乡村发展的“优惠”制度。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力量的自发探索，更离不开国家意志的自觉规范与引导。
4.城乡融合的突破口在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争鸣中的乡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乡村凋敝，而乡村凋敝的首要体现就在于乡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短缺。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和水平状况，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条件，也是吸引人力、无力资源的重要制约因素。要想实现城乡统筹，实现城乡资源的双向合理流动，务必要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政治权利平等的重要内容，均等化，体现了政治上的平等，而政治上的平等无疑为城乡融合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而且，良好的政治氛围有利于基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在一定意义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具有直接管理和服务意义，而且具有基层政权建设意义，是增强政权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推动力。●
注释：
①财经网记者高胜科的《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文章，后被证明是虚假杜撰之作。
②黄灯博士此文实则是其第二次应有关媒体请求而做的返乡笔记，这也说明“返乡记”素材及揭示的问题一直被社会媒体所关注。
③尽管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中，我国出台了多个重农的“一号文件”和一系列发展农业、繁荣乡村的政策，但往往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有的甚至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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