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三重逻辑：生成、内涵与实践
朱继东;李建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全局出发，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就文艺、新闻、文化传承创新、思想政治、网络、哲学社会科学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和举措，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谱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传承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根植于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伟大实践，触发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重要遵循、根本宗旨、使命任务、中心环节和主要目标五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为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思想文化支撑、为实现“两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指引、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提供了思想指引、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战略指南。
中国改革进程的鲜明价值追求
郝永平;吕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这要求改革决策以问计于民为基础，改革推进以激发社会活力为路径，改革突破以解决民生痛点堵点为关键，改革成果以惠及全体人民为归属。坚持人民至上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信仰信念，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整个历史进程的鲜明价值追求，也充分彰显了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推进动力和价值底蕴。
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议程”——以孔飞力、陈旭麓、沟口雄三为中心的考察
胡键;蔡晓倩;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但其前奏无疑是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和“求强”“求富”的变法运动。关于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研究，孔飞力提出近代中国的“根本性议程”是“政治参与、政治竞争和政治控制”。中国史学家陈旭麓提出的“新陈代谢”既强调外来元素的冲击对新陈代谢的动力作用，又强调这种动力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中国社会将外部因素内化为内部结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则提出了“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路径，认为中国的近代是“旧中国”的基体的延续，而不是“西方冲击”的结果。
前提、过程、归旨：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几点思考
聂锦芳;文本文献研究本不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中分离出来，进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研究思路和方向，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又适逢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本文献的权威版本问世，翻译文本也渐次精当，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对于在新时代境遇下重新理解马克思显得非常必要。当前，在我国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主要是：作为研究前提，需要自觉进行观念和方式的转换，以扎实的基础和新的范式实现“代际超越”;在研究过程中，须由细节上升为总体、由考辨引申出思想，进而彰显这种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文本文献研究的归旨不是以思想论断直接对应和“套取”现实，而是借鉴“经典”培育切入时代的智慧和能力。
新质生产力对资本主义技术革命衍生困境的三重超越——基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本分析
张丰清;黄珊琳;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的开创者之一，其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从技术革命视角探讨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经典之作，蕴含丰富的技术思想。这种技术思想强调了技术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技术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另一方面，技术变革也导致了社会、生态与个体层面的三重困境。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反思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超越三重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它通过调整生产关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提升劳动者素质、打破“物的依赖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生态与个体的和谐发展。
智能算法推荐场域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困境及应对
王斌;智能算法推荐是当前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信息资源个性化配置的主流应用模式，无论是搭建多场景多功能的信息聚合平台，还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壮大，智能算法推荐都发挥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在信息传播领域，智能算法推荐内蕴的“过滤气泡”、数字娱乐、信息成瘾、把关权分化转移、平台优先级、算法偏见与歧视等价值缺位现象，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中心化被解构、权威性被消弭、凝聚力被稀释、认同度被磨蚀、引领力被削弱等传播困境。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优化算法技术、完善法治规范、明确主体责任、培育算法素养、防范资本风险等多维理路展开协同治理，以此来推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网站访问量
今日访问量:9